武 迪：论羊酒在明清小说中的民俗表达与叙事功能

羊酒，即羊和酒，因其常被同用作馈赠礼品，故名。《史记·卢绾列传》:

“卢绾亲（父亲）与高祖（刘邦）太上皇（刘邦称帝后，尊其父为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后汉书·樊英传》:“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这两例说明“羊酒”连称，早在汉代就有了，到了元明清时期，羊酒常作定亲礼品之用。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行商张二官娶寡妇蒋淑贞为继室，

“设下盒盘羊酒涓吉（选择吉期）成亲。

”这“羊酒”，就是张二官送给蒋家的定亲礼。 [①]

徐海荣主编的《中国社会生活文库·中国酒事大典》对羊酒的解释也与前者相近：

羊酒，羊和酒的合称。古人常用这两物作为祭祀祖先神灵的祭品，送往女家定亲的礼品或亲友馈赠物品。

《史记·卢绾传》:“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后汉书·礼仪志》:“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梦梁录》卷二〇《嫁娶》:“次后择日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道日方行送聘之礼。”

《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俾人说合，求为继室……就下盒盘羊酒，涓青成亲。”[②]

然而，通览历代有关羊酒的传世文献，不难发现，羊酒一词的含义并非固定不变。

《中国酒事大典》

随着朝代沿革、时代变迁，士人对于羊酒一词的理解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羊酒一词的含义也因而日趋复杂。

总体来看，羊酒一词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常见含义：

一者是两种事物的联用形式，可解释作羊和酒；

一者则属于偏正结构，解释为一种以羊肉为配料的酒种。

汉魏六朝时期，羊酒一般应解释为羊和酒。如东汉班固《汉书》中载：

“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下有唐代颜师古注：“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谓之不幸，一袭一称

也，犹今言一副也，中牢即少牢，谓羊豕也。”[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记载“常以八月旦奉羊酒”，下有唐代李贤注：“《东观记》曰：赐羊一头，酒二石也。”[④]

从班固、范晔的记载看，两段引文中的羊酒，应作羊、酒等物解，但囿于班固、范晔二人并未对羊酒加以详解，因此尚不能完全确定其含义。

若按唐代颜师古、李贤等注，羊酒一词确为羊、酒二物之解。尤其是李贤引汉代《东观汉记》所载，将羊酒释为“赐羊一头，酒二石”，可作为一项有力的

论证，以免以唐律汉之嫌。

北朝魏收在《魏书》中记载邓羲其人“性又啬吝，民有礼饷者，皆不与杯酒、脔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⑤]

从魏收的记述看，邓羲吝啬、小气，有礼馈者尚不与一杯酒、一块肉，足见其悭吝。

在城西门收受羊、酒，运至城东门而酤卖。此处所记之羊酒，当作羊、酒解。

除六朝士人所记文献外，唐人所撰《晋书》等前代史书，也可为探究羊酒一词在六朝时代之解释提供例证。

如初唐房玄龄《晋书》记载：

“辅之等赍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叹曰：‘诸名士持羊酒来，将有以也’，尼时以给府养马，辅之等入遂坐马厩下，与尼炙羊、饮酒，醉饱

而去。”[⑥]

从房玄龄所记晋人王尼之故事看，此羊酒一词当解读为羊和酒之合称，与上述诸条文献大抵相同。

唐代，羊酒一词也多可解读为羊、酒二物。比如，中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十中“交府士”下有北宋晁仲衍注，与房玄龄《晋书》所载王尼之事相

近：

“王尼为护军府士，卓荦不羁。王道、胡母辅之赍羊酒诣护军府，尼时给府养马，辅之等遂入座，马厩下与尼灸羊、饮酒，醉饱而去。”

从唐人所记晋人王尼的典故看，王道、胡母辅之访王尼时所携之羊酒，当为羊、酒解，否则如何得以“灸羊、饮酒”呢？

晚唐杜佑《通典》中记载：“后汉制，朔前后各二日，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⑦]

《通典》所载，朔日前后二日，需“牵羊酒祭日”，若日有变异则需“割羊”，此举恰好说明所谓“牵羊酒”之羊酒，当作羊、酒二物解。

虽然《通典》所载为东汉制度，但相关记载毕竟为唐人所为，渗透着些许唐人思维。

翻阅宋人史传、诗文集也可时常看到羊酒一词，但宋人对羊酒的阐释和使用却与前代不尽相同，其内涵有所丰富而外延相对缩小：

一方面，宋人也承袭了前人对羊酒一词的理解，将羊和酒合称为羊酒，用于婚聘、祭祀、赐赏等活动。

如吴自牧《梦梁录》中记载“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⑧]，又载“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

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⑨]

从《梦梁录》的记载看，时人婚聘可遣媒人以鹅酒或羊酒为礼；富贵之家除珠宝玉器、表里衣物等外，尚需牵送羊、酒以为聘礼。

吴自牧称牵羊担酒之举，时谓羊酒。由此观之，南宋临安人所谓“羊酒”，应为羊和酒的合称。

元代脱脱《宋史》中记载：

诸王纳妃，宋朝之制，诸王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敲门，即古之纳采，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壶、彩四十匹，定礼，羊、酒、彩各加十……马二十匹、羊

五十口、酒五十壶，系羊酒、红绢百匹。 [⑩]

从元人所记宋代诸王婚聘定制看，纳彩与定礼均需不同数量的羊、酒、彩段等。此处的羊酒一词，当作羊和酒之解。

另一方面，在宋人的笔记、诗文集中还有许多关于羊羔酒的记载。

譬如，北宋刘攽的《彭城集》中有《再和宋职方》诗，诗云：“落成幸有羔羊酒，能赋欣逢锦绘才。”[11]

从刘氏所写诗句看，此羊羔酒当为供人饮用的一种酒。

两宋之交的晁公遡《嵩山集》中有《饮兵厨羔羊酒》一诗，诗云：“沙晴草软羔羊肥，玉肪与酒还相宜。鸾刀荐味下曲蘖，酿久骨醉凝浮脂。”

从晁氏诗对羊羔酒的细致描写看，应是将熟羊的肉骨与酒曲等封坛酝酿，成品之羊羔酒有上浮凝脂之感。

可见，羊羔酒乃是一种以羊羔肉为重要酿酒辅料制作而成的酒。

南宋末，陈思《两宋名贤小集》中有《郡斋即事》二首，其二云：“白羊酒熟初看雪，黄杏花开欲探春。总是济南为郡乐，更将诗兴属何人。”[12]“白羊

酒”与“黄杏花”相对，可见其为一种酒，而并非羊和酒的合称。

《彭城集》

有些研究者可能有这样的疑虑，即羊酒与羊羔酒虽然相近，但毕竟有一字之差，若仅以“羊羔酒”之例证去探究“羊酒”之幽渺含义，多少有概念混淆之

嫌。

那么，宋人笔记、诗文集中是否存在以“羊酒”一词指代羊羔酒的例证呢？ 答案是肯定的。

南宋方岳《秋崖集》中有《答王宰七夕》一诗，诗云：“拂石眠云，方寻拙赋，乘槎问汉，宁记巧期，有来鹊声，醑我羊酒，千感百谢，一言再惭。”

所谓“醑”，即古人以器皿滤清酒水、去其粗而留其清之举，后人或以“醑”代指酒水。

由此观之，方岳所称“醑我羊酒”之“羊酒”，当指以羊肉为配料酿造而成的羊羔酒，而不能视之为羊和酒的合称。

除了上述所引文献外，宋代尚有许多文献将羊酒一词解读为一种酒。这一解释究竟起于何时，如今已不能确知。

大抵两宋以前的各类文献所载羊酒一词解释为羊和酒为宜。

两宋以降，随着羊羔酒的产生及其在民间的推广，人们逐渐以羊酒一词来代指此酒。

长此以往，羊酒便被赋予了一个此前千百年间所不曾有过的含义，即在用于婚聘、祭祀、赏赐等活动的羊和酒的含义之外，又可用以代指一种特殊的酒

类，并逐渐在各类笔记、诗文集中与羊羔酒、羔羊酒等杂糅、混淆，这两种含义最终在世俗生活中被混为一谈。

元、明、清三代有关羊酒的记载更为丰赡，散见于各类稗史笔记、诗文集、戏曲和小说中。

元代文人对羊酒一词具体含义的认识和界定较为清晰，基本将羊酒解读为羊和酒的合称。

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记载与脱脱《宋史》相同。如果说，研究者对汉唐以来的许多有关羊酒的文献不能准确释义，

那么，从脱脱《宋史》、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载之羊酒入手，可知羊酒并非一个固定词组，而是“羊”和“酒”二字的组合，其意与文献中常见的牛

酒、鹅酒等同理。

明人臧晋叔所编《元曲选》中收录了元人戏曲百种，其中也有多处提及羊酒。

比如，《玉清庵错送鸳鸯被》中写道：

“【张瑞卿云】既是这等准备羊酒、花红三日之后重来娶他才是正理……【刘员外云】谁想是我大舅子，他是个好人，我到三日之后安排着牵羊、担酒，直

至他家问亲去。”[13]

又如，《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写道：

“【鲁智恩云】老王我那山寨上有的是羊酒，我教小偻罗赶二三十个肥羊，抬四五十担好酒送你。”[14]

《元曲选》中涉及羊酒之处颇多，之所以选取上述两部杂剧作为例证，乃因作者已在剧中对羊酒一词做了注脚，使羊酒之含义得以一目了然。

两部杂剧写到羊酒时，其动作为牵（羊）、赶（羊）、担（酒）、抬（酒），可见此二剧所写的羊酒，均为羊、酒之合称，而并非一种酒。

《元曲选》虽经明人整理，但剧目毕竟为元人所传，想来去元人之观念未远。

明清两代对羊酒的认识——或解为羊、酒之合称；或解读为一种酒，与宋人的认知相近。

爬梳、搜检明代以降有关羊酒的各类文献，不难看出，羊酒的概念混用情况在这段时期中更为明显。

如明人敖文祯《薜荔山房藏稿》中有《赐羊酒谢疏》，其中记载：

“二十九日，伏蒙钦遣御前答应牌子邢忠賫赐臣鲜猪一口、鲜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酱茄一坛。”

明人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中也有一篇与敖文祯《赐羊酒谢疏》情况相同的疏文，即《恭谢考满钦赐羊酒疏》，其中也写到了所谢羊酒的具体情况：

“本月二十九日，又蒙皇上钦遣御前答应牌子王忠颁赐臣原封钞二千贯、羊一只、酒十瓶，到臣私寓。”

敖、毕二人上疏所谢之羊酒，从二人的详述看均为羊和酒，而并非以羊肉为配料酿造而成的酒水。

不过，明人将羊酒视为一种酒的情况，也不稀见。

如夏树芳《词林海错》中列“牛粥”条：“芳贤传王施避巢贼入天台山，主人贺理给羊酒、牛粥。”

夏树芳既以羊酒与牛粥对举，可见此羊酒当为一种酒。

不仅如此，明人对羊酒这种酒的来历与酿造之法，也比前人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研究。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曾记载：“羊羔酒，出山西汾州孝义诸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风味远出襄陵之上，小挟羶气耳。”

王世贞只是概述了羊酒的产地、风味、口感，若论其酿造之法或滋补功效则可参见明人刘宇《安老怀幼书》卷二、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宋诩《竹

屿山房杂部》卷六养生部六等，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羊酒二字的联用较早见于汉魏时期，最初所指乃羊和酒二物，或可代指婚聘、祭祀、赏赐之时所用诸多吉礼的统称。

羊酒之含义发生显著变异是在两宋时期，羊酒从单一的羊和酒合称，衍生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以羊肉为配料酿造的一种酒水的名称。

元人虽多将羊酒解读为羊、酒，但羊羔酒在元人生活中恐亦有其踪迹。明清两代士人不仅承继了宋元人对羊酒的认识，随着羊羔酒的普及，明清士人对羊酒

的原产地、滋味、口感以及滋补功效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经此以后，羊酒——一种以羊肉为配料酿造而成的酒——便深入人心，为百姓所熟知。

《全元曲》

二、从羊酒的民俗表达、叙事功能看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趋势

羊酒作为一个词组在通俗小说中使用，较早见于元明之际的《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在晚明时期的《金瓶梅》中使用得最为频繁。

羊酒在通俗小说中依旧延续了其于史传文学或典章制度中所带有的吉祥、圣洁、庄严的含义，

但在通俗小说中已随着小说自身的通俗化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全新世俗风貌，并在通俗小说中展现了多种民俗形式，并发挥了一定的叙事功能。

在早期的通俗小说中，羊酒主要是作为饮食、礼品而存在的，更多承载了实用价值和民俗文化寓意，在叙事层面上尚未发挥具体的作用。

羊酒的民俗形式，主要表现在羊、酒的实用价值层面上。

羊酒作为古人相互馈赠、赏赐的重要礼品和置于酒席宴饮之上供人享用的食物，带有浓重的仪式感和庄严性，有时在故事情节中发挥了渲染气氛、表达诚敬

之意的作用。

如《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写道：

黄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日天明，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里公厅上摆着，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三五十人，预备着。 我却自去花荣家请得他来，只推

道：“慕容知府听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来置酒劝谕。”

赚到公厅，只看我掷盏为号，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里去。[15]

这段文字通过刘高、黄信的对话，详细描述了二人合谋算计花荣的阴谋。

黄信所设计策乃是在大寨中摆设“一副羊酒”，而暗中埋伏二三十甲兵以预备捉拿花荣。

作者虽无意对羊酒一词细加辨析，但从合乎事情、事理的角度，以及下文所写“厅上虚设着酒食筵宴”的文字看，此羊酒当代指用于酒席宴饮的羊肉、酒水

等饮食。

随后，作者又写到黄信携羊酒慰劳花荣之事：

黄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唤，发落道：为是你清风寨内，文武官僚不和，未知为甚缘由。知府诚恐二官因私仇而误公事，特差黄某赍到羊酒前来，与你二

官讲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厅上，便请足下上马同往。”[16]

黄信持羊酒至花荣处，明为清风寨内文官、武将调和矛盾，暗地里乃是以此为饵，引花荣入彀中，以一举图之。

黄信赍羊酒慰劳花荣，充分显示出了己方的诚意，使羊酒成为黄信调合清风寨文武不和、引诱花荣赴鸿门宴的一种工具。

除了第三十三回外，在《水浒传》第四十八回、第五十回中也有羊酒一词的使用，主要是与缎匹、名马等并列成为一种用于赠送和疏通关节的礼品。

《水浒传》

在与《水浒传》大抵同一时期问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有使用羊酒之处。

“刘玄德败走荆州”一回中写道：“土人知是玄德，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玄德酒酣乃发怒曰：‘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

累及诸君。’”’[17]

此处所写羊酒与“聚饮”“酒酣”等词相关联，其含义偏向于以羊肉为配料的羊羔酒。但揆其情理，乡民供奉刘备仅以羊羔酒而无其他果腹之物似又有不

妥。

由此推之，此回所写羊酒仍应作羊和酒之解为宜；在“周瑜三江战曹操”一回中，作者又写到一处羊酒：

玄德乃备羊酒礼物，嘱付糜竺曰：“当应机处变。”竺驾小舟顺流而下，迳至周瑜寨。

军士报瑜曰：“刘豫州使糜竺至，慰劳将军。”

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献上酒礼。

瑜受之，就待糜竺。竺告瑜曰：“孔明来结好东吴，共破曹操，竺欲见孔明一面。”[18]

刘备遣糜竺备羊酒礼物拜周瑜，此羊酒因解读为羊、酒等厚礼。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涉及羊酒者，仅此二处。

第一处写刘备败走时，乡间百姓以羊酒为礼奉献于备，刘玄德酣饮之后遂生无限感慨，深疚命运不济以致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

第二处则写孔明联吴抗曹之时，刘备遣糜竺携羊酒、礼品等拜谒周瑜以求见孔明共商抗曹大业。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写的这两处文字虽与《水浒传》有所不同，但细究之下，羊酒在这两部早期通俗小说中所发挥的民俗形式基本一致，即用作馈赠、

慰劳的礼品。

羊酒在《西游记》中也偶有见用，在叙事层面上仍未承担明显的作用。第五十三回中写到孙悟空需备羊酒礼品以求落胎泉：

向年来了一个道人称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

他一碗儿水哩。[19]

婆子所说的花红、表里、羊酒、果盘等求落胎水之礼，实则泛指一切可用于馈赠的、有价值的礼物。

羊酒在晚明时期的通俗小说中，不仅继续展现其多彩的民俗形式，还逐渐开始在小说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

以《金瓶梅》为例：羊酒在《金瓶梅》第三十一、六十、六十五、七十四、七十六、七十七、九十五等回中均有涉及，其出现频率远高于明代四大奇书中的

其他三者。

羊酒在《金瓶梅》中所展现出的民俗形式较之《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更为丰富、多样——除作为馈礼、酒宴饮食之外，还因其多见于官场应酬而

浸染了晚明宦海之中的些许淫邪之气，

成为了官吏间祝贺升迁、表达谢意、互通有无、打点关系，甚至货贿公行的重要礼品之一。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写道：“那时本县正堂李知县，会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贺礼来，又拿帖儿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20]

又如小说第六十回写道西门庆备羊酒、缎匹等与主管货税的主事暗通款曲：“西门庆这里写书，差荣海拿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段礼物谢主事，就

说：‘此货过税，还望青目一二。’”[21]

不论是李知县，还是西门庆，馈赠羊酒的目的是如出一辙的，即通过奉送礼品来牵线搭桥，与权贵势要相勾结。与此文字用意相同处尚有第七十四回：“随

即差了两名吏典，把桌席、羊酒、尺头抬送到新河口下处去讫。”[22]

上述三条引文中的羊酒，均应作羊和酒之解，用于官绅之间答谢、行贿之用。

有趣的是，在《金瓶梅》中还出现了有关羊羔酒的描写。如第十四回写李瓶儿拜访西门家眷的场景：

这李瓶儿就要慌忙行礼，月娘道：“不劳起动二娘，只是平拜儿罢。”

于是二人彼此拜毕，月娘就让到房中，换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间内放桌儿摆茶。须臾，围炉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来。[23]

作者此处所写“酒泛羊羔”，乃是对羊羔酒表层浮泛玉脂的一种精细刻画。

此处所写的羊酒是吴月娘用以招待李瓶儿和其他长辈、姐妹们，并烘托、渲染了西门内眷迎接外客的一番热闹、欢愉的场景。第四十五回所写与此相近：

于是玳安与书童两个一肩，搭抬进一张八仙玛瑙笼漆桌儿进来，骑着火盆安放在地平上。

伯爵、希大居上，西门庆主位，李智、黄四两边打横坐了。须臾，拿上春檠按酒，大盘大碗汤饭点心，无非鹅鸭鸡蹄，各样下饭之类，酒泛羊羔、汤浮桃

浪，乐工都在窗外吹打。

西门庆叫了吴银儿席上递酒。[24]

这里的“酒泛羊羔”也是藉借羊酒来渲染酒席上的喧闹、热烈的场景。

除上述作为馈赠之物勾连势要、烘托酒席宴饮之欢愉场景的民俗形式之外，羊酒在《金瓶梅》中还暗示了主人公的身体状况及其最终的命运走向，客观上发

挥了一定的叙事功能，这在早期的通俗小说中并不多见。

羊酒作为一种进补之物供西门庆服用，这是古代通俗小说中极为少见的一种用法。

张竹坡批评本《金瓶梅》第五十三回写到吴月娘与西门庆行房之后，次日早晨月娘为西门庆准备羊酒、鸡子、腰子等滋补食材：

次日西门庆起身梳洗，月娘备有羊羔美酒、鸡子、腰子补肾之物，与他吃了打发进衙门去。[25]

西门庆过度纵欲、骄奢淫逸，自然难免有肾亏气虚之症，吴月娘为西门庆准备羊羔酒、鸡子、腰子等益气补肾之物，以助丈夫固本培元，这一点当然要归功

于她这位贤内助的未雨绸缪。

但事实上，西门庆气血虚亏之症在后文中通过西门庆、李瓶儿的对话提点出来，与前文遥相呼应：

西门庆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这两日身子有些不好，坐净桶时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愿。”[26]

西门庆之虚亏早已显露无疑，而吴月娘为西门庆所备之羊酒确是对症下药。

羊酒的滋补功效，得益于羊酒酿造过程中另添入的若干斤羊肉。羊肉本属我国传统滋补之美食，有滋阴补阳、益气补血之效。

按，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羊羔酒，大补元气，健脾胃，益腰肾。”[27]

由此可见，笑笑生对羊酒滋补之功效有所了解，并将其作为暗示西门庆肾亏之症的一件小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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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多次使用了羊酒：

一方面，作者关注到羊和酒作为用于婚聘、馈赠的礼品在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性，使其民俗寓意在《金瓶梅》中得到了多种反映；

另一方面，作为原产于山西一带的羊羔酒的简称——羊酒，在《金瓶梅》所描绘的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酒宴场景中也被多次提及，成为酒场、宴席热闹、

欢愉气氛的一个重要表征。

第三方面，羊酒作为一种滋养进补的酒种，其观感、口味、功效也被作者有意识地采入小说之中，成为了一种暗示主人公身体抱恙、天不假年的小道具。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也有涉及羊酒之处，尤其是在《红楼梦》中，羊酒也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

在《儒林外史》中，羊酒主要作为赏赐之物或婚聘彩礼出现。

如第四十三回中写道：“汤镇台听了，道：‘我知道了。’又赏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28]

此处所写，仅将羊酒视为赏赐下属的一种礼物，并无甚深意。

又如第十回中写道：

“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设席款待过，二位坐上轿子，管家持帖，去鲁编修家求亲。

鲁编修那里也设席相留，回了允帖，并带了庚帖过来。到第三日，娄府办齐金银珠翠首饰，装蟒刻丝绸缎绫罗衣服，羊酒、果品，共是几十抬，行过礼去，

又备了谢媒之礼……”[29]

这段文字虽也涉及羊酒，但亦仅作为婚聘之礼，略述一二。

在《红楼梦》中，羊酒虽仅在第九十七回中出现，但却与宝玉成婚的情节相勾连，成为了作者暗示宝玉、宝钗婚姻悲剧的重要道具：

鸳鸯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来一件一件的点明给贾母瞧，说: “这是金项圈, 这是金珠首饰，共八十件。

这是妆蟒四十匹，这是各色绸缎一百二十匹，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没有预备羊酒，这是折羊酒的银子。”

贾母看了，都说“好”。[30]

这段文字借鸳鸯之口向贾母述说了宝玉、宝钗大婚之前的准备事宜，其中虽然明确提到了羊酒，但却一反古代通俗小说之常态，并未给宝玉大婚预备寓含吉

祥、长久之意的羊酒。

作者并非不解羊酒之于古人婚聘的深刻含意，贾家亦并非穷贱，以致无钱购买羊酒。

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偏要为宝玉、宝钗大婚设置一个“外面也没有预备羊酒”的前提，足见其用意之深，非寻常小说家可比。

事实上，羊酒在《红楼梦》的叙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非简单地作为承担美好寓意、表达对金玉姻缘的祝愿的婚聘彩礼；

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褪去了作为婚俗彩礼的实物含义，将深层的民俗寓意连同因缺少羊酒所带来的婚姻不幸的暗示，提升到更为显著的层面上，并将其视

为推动叙事趋向复杂化的一股助力。[31]

与《红楼梦》中的羊酒的叙事功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金瓶梅》第九十五回中的“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羊酒不均，驷马奔镇。处家不正，奴婢抱

怨”[32]一句，大意是溺爱一人而不能明辨其对错、是非；

图谋私利、过于贪婪则人的欲望不能节制；羊、酒不能平均、赏罚不甚分明则人民便生离意叛心； 持家不能公正则奴仆多有怨诽。

作者藉此俗语，暗示平安儿因吴月娘将小玉许配玳安而心有不甘，由此敷演出许多风波。

这里所写的羊酒也被褪去了实物意义，成为了提点情节发展、暗示叙事走向的一个象征物。

要言之，通过例举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六部通俗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的

羊酒例，大抵可作出如下推论：

第一，羊酒一词在通俗小说名著中一般应解释为羊、酒之合称。仅在《金瓶梅》中数次写到了羊羔酒的情况。

第二，在《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早期的通俗小说中，羊酒一词的使用主要偏重于其在婚俗、祭祀、赏赐等事项中的实物意义，而在《金瓶梅》

《红楼梦》等艺术相对更成熟、叙事技巧相对完备的小说中，

羊酒一词不仅仅显露了羊、酒等实物意义，更重要的是将羊酒原本所寓含的更深层的民俗意义和功用剖露出来并加以灵活运用，使其得以促进情节叙事的复

杂化。

因此，羊酒一词不仅在通俗小说叙事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还成为了我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渐趋成熟的一个见证物。

《红楼梦》

三、羊酒·牛酒：小说的世情题材与历史、战争题材分野的标志

上文简单地梳理了羊酒的含义及其演变过程，并以明清六大通俗小说为例对羊酒在通俗小说中的叙事功用进行了扼要辨析。

总体看，羊、酒作为我国古代象征着吉祥、长久的两种习见事物，自汉魏以来便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被引入典章制度并渗入百姓世俗生活之中，

成为了上至朝廷，下至黎庶用以祭祀、赐赏、婚聘、酬谢的重要礼品。

古代通俗小说中的羊酒，自然是这种弥漫于市井生活的民间风俗的现实投射。

其实，不仅是六大通俗小说，在《包公案》《新列国志》《警世通言》《二刻拍案惊奇》《平妖传》《杨家将演义》《孙庞斗智演义》《封神演义》等公

案、神魔、历史演义小说中，也时常可以见到羊酒一词。

羊、酒作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饮食，在明清小说家的生活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羊、酒被小说家们先后通过艺术处理写入文学作品之中并体现着不同程度的

民俗形式，本属寻常之事。

然而，问题在于古时与羊酒同一性质且可用于祭祀、赐赏、婚聘等仪式、活动的吉礼，还有牛酒、鹅酒[33]这种常见组合，尤以牛酒更为常见。

牛酒与羊酒这两种吉礼组合，都散见于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之中，但两种组合在不同题材的通俗小说，以及同一小说不同情节中的使用、分布情节差异明显。

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古代小说家们对牛酒与羊酒的认识是否存在差异，在具体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看待和运用它们的，为何在羊酒常见

于世情小说，而牛酒常见于历史、战争小说呢？

若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详细剖析，需要对元、明、清三代的通俗小说中牛酒、羊酒的出现数次、分布多寡进行系统地爬梳、整理和辨析。

现统计羊酒、牛酒在元、明、清三代通俗小说中的出现次数、分布情况和具体功用，如表1所示：

表1

表2

从上表统计的羊酒、牛酒在元、明、清三代通俗小说中出现频次、具体功用的诸项数据看，羊酒和牛酒在民俗表达上大抵相同：

羊酒的民俗形式正与上文所论的三个方面相同——平等或自下而上的赠礼、谢礼、贺礼；婚聘彩礼；

自上而下的赏赐；犒军的物资；牛酒的民俗形式则表现在除婚聘彩礼之外的其他三个方面。

万历本

总体看，羊酒被小说家们用以馈赠、答谢、应酬之礼品的情况相对较多，占总数的33.7%，若将其作为婚聘彩礼的比重14.9%也算在内，则羊酒出现在通俗小

说中近半数情况是作为世俗生活中一种吉礼而存在的。

相比之下，牛酒在通俗小说中出现的频次略少于羊酒且其多与历史、战争题材相关，半数以上是作为朝廷或官民等犒赏军吏、兵士的物资存在的，其次是作

为朝廷、上级官员下赐的赏礼。

由此推知，羊酒与牛酒作为同一性质的吉礼，其民俗形式大抵相当，有时二者在通俗小说中共同承担某种作用，亦无不可。但是，细究之下，二者在通俗小

说中的功用是有所偏重的。

试问，在元、明、清通俗小说中，二者之功用为何会产生上述的重心偏移？这对探究小说家在创作世情小说与历史、战争小说的过程中的艺术建构与思维走

向之不同又有怎样的启发呢？

一方面，牛酒作为犒劳行伍的重要物资，在明清小说中至少出现24处具体描写，涉及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列国志》《西洋记》《英烈传》《隋史遗

文》《隋唐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说岳全传》《铁冠图全传》《乐田演义》《说唐全传》等11部通俗小说，

以及《醒世恒言》中的“独孤生归途闹梦”和《西湖二集》的“刘伯温荐贤平浙中”“胡少保平倭战功”等篇目。

这13部小说、话本的性质较为雷同，或属历史、战争题材，或于故事情节中描摹了历史图卷、战争场景，因此牛酒的出现频次远超羊酒。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其实并非小说家们彼此抄袭、模仿所致，而是与牛酒在我国古代的特殊功用有关。

牛，作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一种主要耕作劳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历代朝廷为保障农业发展和国家安定，发布了众多禁止屠宰、食用耕牛的法令。

正因如此，牛在我国古代也被赋予了寻常家畜所未有的神圣职责——用于太牢祭祀、国家重大仪典以及赏赐忠君爱国的贤臣良将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众

将士，以凸显君王、朝廷对该项事宜的重视和诚敬态度。

因此，翻阅历代典籍、文献，不难发现大凡与牛酒相关的文献记载，多不外乎与上述几项事宜休戚相关。

而且，牛酒除散见于历代典章制度、《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公私史书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历代大型类书、丛

书之外，

还多见于《靖康纪文》《孤臣泣血录》《中兴战功录》《古今名将传》《全边略记》《广名将传》《万历武功录》《明一统志》《武备志》《城守筹略》

《三朝辽事实录》《国朝武功纪盛通考》等一批带有明显历史战争、战役攻伐色彩的书籍，其用途正以犒劳军士、激昂斗志为主。

由此可见，牛酒之所以频见于元、明、清历史、战争题材小说，乃是其犒军功用在通俗小说中的一种直接延续与投射。

羊酒虽然也被一些小说家采入历史、战争题材的《新列国志》《孙庞斗智演义》《杨家将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说岳全传》《飞龙全传》之中，承担

了部分犒劳军士的重任。

但，总体来看，在上述历史演义、战争小说中，羊酒更多地肩负着赏赐、馈赠的功用。

倘若作者在这些小说中亦提及了牛酒，那么，牛酒在这些小说中便会“主动”帮衬羊酒分担犒劳、慰问将士的职责，这似乎已成为元、明、清时期小说家们

心照不宣的惯用技法。

另一方面，羊酒作为我国古代另一种习见的吉礼组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侧重于婚聘、日常应酬、馈赠等活动，较之牛酒而言，褪去了一些

耀眼的光芒，缺少了一丝庄严的仪式感，更贴近于寻常百姓的日用生活。

因此，在明清世情小说之中，羊酒出现的频次远超过牛酒，而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世情小说名著中，更翻检不到一丝有关牛酒的踪迹，

更遑论其在小说中承担了何种功用和叙事功能。

即使羊酒、牛酒同时出现在同一部通俗小说之中，其具体功用亦有不同的表现。

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刘玄德败走荆州时，乡间百姓供奉羊酒与周瑜三江战曹操时，糜竺携带的羊酒，均应视为供奉或用于馈赠的礼品，并未承担犒劳

军士的作用。

相反，在“虎牢关三战吕布”中写道：“（曹操）命公孙瓒且带玄德、关、张回寨，众官皆散。曹操暗使人賫牛酒来慰三人。”[34]

此处所写牛酒便多少带有慰劳军士之意。由此观之，罗贯中在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对羊酒和牛酒的现实功用之不同，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羊酒

用于供奉、馈赠，牛酒则用于犒军。

褚人获在创作《隋唐演义》时也同时使用了羊酒和牛酒。他在第二十四回中写道：“羊酒与鹅酒，俱放在丹墀下面。众人各捧礼单，立于滴水檐前，请老母

拜寿”[35]；

在第四十一回中则写到牛酒：“次日果然差下一个旗牌，赍银百两，前到叔宝营中，奖他协战有功。叔宝有花红银八两，其余将此百两充牛酒之费，令其自

行买办。

叔宝即时将银两分散，宴劳差官。”[36]从这两条例证看，羊酒、鹅酒用于为老母庆寿，牛酒则用于犒赏有功之将，宴劳差官了。

综上所述，羊酒与牛酒作为相同性质的吉礼，在古代通俗小说中有相同、相似之处。

若从二者在通俗小说中具体分布和实际功用处着眼，小说家笔下的羊酒和牛酒却又表现出别样的特征：小说中的羊酒，主要用于婚聘、馈赠、赏赐等活动，

多见于世情小说或与他类题材中的世情情节相关；

小说中的牛酒，主要用于犒军，多见于历史演义、战争小说或与他类题材中的战争、战役情节相关。

可以说，通俗小说中的羊酒与牛酒好似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在小说乃至小说所描摹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相近、相似的角色，但视其细微之处又可立判

二者之不同。

羊酒与牛酒由此便成为了通俗小说的世情题材与历史、战争题材分野的一种奇特标志。

要之，这一有趣的文学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合力影响下的产物：

一方面，古代典章制度、风俗礼仪所确立的一种贯穿于庙堂与市井的隐形约定，使古人在千百年前便已明确了羊酒与牛酒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功用之差异；

另一方面，古代小说家们在潜移默化之中继承了这一认识，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有意对羊酒和牛酒加以区分并在创作实践中保持了

较为审慎的态度。

由此一来，羊酒、牛酒的原本相同、相近的民俗表达，便在通俗小说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重心偏转，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小说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

艺术建构和思维走向并非完全一致。

事实上，诸如《三国志通俗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名著，自有作者之匠心独运、心裁别出处，而羊酒、牛酒功用之同异，恰好是一个颇具代表

性的例证。

《隋唐演义》

结 语

通过上文所述，可知有关羊酒的文献记载，较早可追溯至汉代。

在自汉至唐五代的数百年间，羊酒一般作为羊和酒的合称，泛见于各类典籍、书刊。

北宋以降，随着酿酒技术的胜汰和变革，羊羔酒的出现和在民间的传播逐渐引起了文人墨客的关注，许多诗人都曾写下华美的诗章用来赞扬羊羔酒玉脂浮动

的特征。

因此，在两宋及之后的数百年里，文献所载之羊酒，便衍生出不同于汉唐时期的新含义，即作为一种以羊肉为配料酿造而成的酒。

羊酒，或解释为羊和酒的合称，或解释为一种酒，不论作何种解释，羊酒作为古人习见的一种吉礼，在众多古代通俗小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并在小说

家的笔下与婚聘、赐赏、应酬、馈赠等多种事项相结合，展现着不同的民俗形式。

古代通俗小说较早涉及羊酒者，当属元明之际或稍后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羊酒在小说中主要是作为用于馈赠、供奉的礼品，以其实用价值为

主，目的在于满足口腹之欲。

在晚明时期的《金瓶梅》与清乾隆时期的《红楼梦》中也有涉及羊酒的描写：

《金瓶梅》中的羊酒，不仅是西门庆、李知县等豪绅、官吏用于馈赠、赐赏，甚至行贿的工具；还被作者依据其效用设计成了暗示主人公身体虚亏的小道

具，在叙事中承担了一定的作用；

《红楼梦》中涉及羊酒之处不多，但在第九十七回宝玉成婚时，作者有意设计了一个“外面也没有羊酒”的前提，从而暗示了这场看似风光、热闹的贵族大

婚，背后隐藏了无“祥”难“久”的悲剧结局。

总体看，在早期通俗小说中，作者多看重羊、酒的实用价值和作为吉礼的重要意义，艺术层面的建构和考量尚显乏力。

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经验的积累、传承和通俗小说创作群体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作者对羊酒的在小说中的民俗形式和叙事价值的认识逐渐清晰，

在《金瓶梅》《红楼梦》等通俗小说的高峰之作中，羊酒不再被单纯地视为一种饮食，而是开始在叙事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成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但又切实可见的过程。

羊酒和牛酒作为性质相同、功用相近的古代吉礼，在通俗小说中多有涉及。 但羊酒多见于世情小说，而牛酒多见于历史、战争小说。

二者在古代通俗小说的宽广世界中形成这一玄妙的分野，究其原因：

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中，重视农桑乃为立国之本，耕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被历代君臣百姓赋予了更为庄重、威严的职责，如用于太牢祭祀、

国家重要仪典和犒劳将士。

我国古代通俗小说描摹、展现太牢祭祀、国家庆典的机会很少，但犒赏军士的桥段却多见于历史演义、战争小说。正因如此，在如今所见的多种历史题

材、战争题材的通俗小说中，牛酒的出现频次远超羊酒。

相比之下，羊酒沾染了更多市井生活的气息，成为了民间婚聘、馈赠、答谢、应酬等活动中常见的吉礼。

因此，在创作世情小说时，羊酒似乎更能博取小说家的喜爱，成为了他们笔下富有民俗意味和功用的物象。

总之，站在一个普通读者和研究者的角度上审视羊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探究羊酒的含义、民俗表达及其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是具有重要文学研究意义

的。

羊酒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承日久的民俗、礼仪之风貌，在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中展现了多种饶有兴味的民俗形式；

同时，以羊酒为切入点，还可凝望古代通俗小说渐趋成熟的历史过程，深味小说家在创作世情小说与历史、战争小说时的“同而有别”的艺术构思。

《金瓶梅词话》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发表于《 古代小说戏剧研究 》，2021年 第十六辑 。转发请注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